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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聚焦《三国演义》的地理问题

浏览次数:174 时间:2020-04-24

  古城襄樊城西的隆中山坡上,有一处“三顾堂”。门前有3棵千年古柏;院内的草庐里有一张古式卧榻,一派静谧。我身处的地方,便是当年刘备、关羽、张飞三顾的“草庐”。此时正是新春时节。古色古香的草庐里,弥漫着高雅脱俗的气息,让我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似乎回到了一千八百年前的汉末建安年间。恍惚之中,“三顾茅庐”的场景在我眼前重现了:卧榻上,诸葛亮睡得正酣;刘备拱手而立,静候阶下;关羽、张飞站在门外,烦躁不安。两个时辰后,诸葛亮才醒来,与刘备畅谈天下大势,留下了享誉千古的“隆中对”…… 

  罗贯中把“三顾茅庐”写得婉曲有致,情韵深长,让读过或者听过《三国演义》的人,到这都会发思古之幽情。 

  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离开了他耕读10年的第二故乡隆中,出山辅佐刘备。从此,这条“卧龙”开始游步中华大地,在历史的舞台上夭矫腾飞。那片山环水抱的躬耕地,似乎也沾上了他的灵气,千百年来,一直引人注目。 

  诸葛亮躬耕何处 

  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一直有“襄阳说”和“南阳说”两种说法。“襄阳说”认为是在襄阳西南的隆中,也就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城西的古隆中;“南阳说”认为是在南阳的卧龙冈,也就是今天河南南阳市西郊的卧龙冈。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旷日持久,以致成了一桩历史上的“悬案”。 

  对于这个问题,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正文中写得并不清楚,只说诸葛亮在其叔父诸葛玄去世后,“躬耕陇亩”。南朝宋裴松之注释时,引用了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隆中”这个具体地名和它的方位。然而,《诸葛亮传》收录的《出师表》中,又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数语。那么,“隆中”和“南阳”这两个地名的关系如何?后人由于历史地理知识不足,往往混淆不清。这是造成“襄阳说”和“南阳说”两说并存的根本原因。 

  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对诸葛亮的躬耕地写得有些含糊。小说第三十六回,徐庶走马荐诸葛时,对刘备介绍道:“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这来源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后面又说:“(诸葛)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为‘卧龙先生’。”这又来源于《出师表》;只是其中的“卧龙冈”并非来源于史籍,而是由于诸葛亮被人称为“卧龙”,后人便将其隐居之地的山冈叫作“卧龙冈”,这叫“山以人名”;《三国演义》说先有“卧龙冈”,然后诸葛亮自号“卧龙先生”,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到了第五十二回,罗贯中又让诸葛亮自称“吾乃南阳诸葛孔明也”,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古人自称,总是用其籍贯,所以诸葛亮只能自称“琅琊诸葛亮”(琅琊系王国名,属徐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东汉时王国相当于郡)。但这样一来,却使得许多普通读者更加感到模糊不清。 

  《三国演义》问世三百多年之后,清代襄阳人顾嘉衡到南阳就任知府,襄阳人、南阳人都要他给个说法,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作为襄阳人,他在感情上肯定倾向襄阳;但他在南阳做官,又不能得罪南阳人。怎么办呢?于是,他在南阳卧龙冈题写了这样一幅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他的才气暂时回避了眼前的难题,但这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处理,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诸葛亮躬耕地究竟是在襄阳还是南阳?问题依然存在。 

  时间到了公元1990年,由于《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围绕这组邮票在何处首发,襄樊、南阳又展开了激烈争论,两地分别举办了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最后国家邮票发行部门决定:两地均可自办首发式,总算暂时化解了矛盾。但争论并未停止。2003年烽烟再起:襄樊的父母官为了使已被删除了十余年的《隆中对》重现语文教材,几年间数度进京,终于在这一年让它重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其中对篇名有如下注解:“隆中,山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另外在《出师表》中对“南阳”一词注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这一注解在南阳掀起轩然大波,南阳市为此举行了“捍卫历史,尊重史实,诸葛亮南阳躬耕地万人签名活动”。 

  我认为,要解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之处。 

  第一,同一地方,古今名称可能不同。东汉时的南阳郡,是荆州的一个大郡,下辖 37个县,治所在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其辖区比今天的南阳市大得多。“隆中”则是一个小地名(估计是乡邑名),位于南阳郡和南郡的接壤地区,行政上属于南阳郡邓县(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北)管辖,而具体地理位置则在南郡襄阳县城西20里(今湖北省襄樊市城西13公里处)。事实上,《汉晋春秋》那句话,已经将二者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南北朝时期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了习凿齿的说法。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的变迁和人们政区概念的变化,后代一些人将东汉时的南阳郡与元代以后的南阳府(治所也是在今天的河南南阳)混为一谈,将《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一语,坐实为诸葛亮躬耕于今天的南阳市,使原本清楚的诸葛亮的躬耕地被弄得混淆不清。其实,“躬耕于南阳”用的是大地名,就像我今天说“我在四川工作”一样(四川省会成都的人、四川任何一个县的人,均可如此说),而具体的地点,还需具体落实。 

  第二,同一地方,古今的隶属关系常常会有变化。只要认真理解《汉晋春秋》那句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在隆中,这本身是没有疑问的。只是隆中的行政隶属关系古今有所不同:东汉时隶属南阳郡邓县,其具体位置靠近襄阳;今天则隶属湖北省襄樊市。像这种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例如著名的汉中地区(大致相当于东汉三国时期的汉中郡),东汉三国时均属于益州(治所在今成都);西晋建立后,汉中郡改属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南宋时,汉中隶属四川宣抚使;而今天的汉中隶属陕西省。现在的一般读者把四川略等于东汉三国的益州,这并无大错;但如果说今天的汉中属于四川,那就闹笑话了。同样,今天一些省之间的若干毗邻地区,两千年来,其行政隶属关系也屡有变化。我们不能以今绳古,自我淆乱。

  汉末的隆中行政上隶属南阳郡邓县,却靠近襄阳。这就类似于今天四川广元市北部的某个村,行政上隶属广元市(1985年以前则隶属绵阳地区);但在地理位置上,它距广元市区有六七十公里,距绵阳市区有二百几十公里,距四川省会成都则有大约四百公里,而距陕西宁强县只有二十公里。我们既不能否定它在行政上隶属四川省广元市,也不能否定它离陕西宁强更近的事实。 

  如上所说,不仅是我个人对这个“悬案”的解答,而且是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诸葛亮躬耕地就在今天的湖北襄樊市城西13公里的隆中。尽管如此,我对持“南阳说”的同志仍然抱着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因为诸葛亮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任何地方都有权力尊崇和宣传诸葛亮。 

  赤壁古战场之争 

  湖北赤壁市(原蒲圻县)素称湖北的南大门。赤壁山在赤壁市西北40多公里的长江南岸, 是一脉相连的长岭山。山上隆起三座山包,头部的叫赤壁山,中间的叫南屏山,尾部的叫金鸾山。 

  登上赤壁山顶,站在屹立于临江绝壁之上的翼江亭里凭栏北望,江水滔滔。这里传说是周瑜当年指挥水战的哨所。长江对岸就是乌林(在今湖北洪湖东北,长江北岸乌林矶),当年“火烧乌林”时曹操屯兵的大本营。不过那里早已没有了树林,只是一片江岸荒滩。 

  这又是一个存在争议之地,因为关于赤壁之战的地点,自南北朝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直到今天,人们似乎还可听到那些喧嚣了千年的争执仍然此起彼伏。 

  其中一股最强大的声音说,赤壁古战场就在湖北蒲圻(今湖北赤壁市)西北约40公里的长江南岸,与江北的乌林相对。近代以来,“蒲圻赤壁”说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公论,其主要根据是:综合《三国志》的有关记载,当年曹操南下的进军路线是:新野—襄阳—当阳—江陵—赤壁。曹军在长江南岸的赤壁初战失利,退屯江北的乌林;后在乌林遭火攻而大败,由华容道逃奔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而今天的蒲圻赤壁、洪湖乌林和位于湖北监利东北的华容古道与《三国志》记载的赤壁—乌林之战及曹军败退江陵的路线等地形、方位完全吻合。唐宋以来,在蒲圻赤壁、洪湖乌林的岩缝、地下发现了当年大战的许多折戟、断枪、箭镞等。最近几十年来,又在蒲圻赤壁的地下发现了刀、矛、剑、戟、斧、箭镞、铜镜、铜钱等文物千余件。经考古学家的鉴定,证实这些铁制兵器和铜镜、铜钱,都是东汉晚期的遗物。这些都是蒲圻赤壁就是当年赤壁—乌林大战的古战场的铁证。 

  第二种声音说,古战场在今湖北黄冈(黄州)西北。这种声音也是振振有词:曹操占领襄阳后,只是派曹仁进据江陵,他本人则率大军沿汉水直趋江夏(治所在今汉口),然后顺江东下,在今黄冈(黄州)赤壁一带与孙刘联军相遇。但此说难以成立。首先,黄州赤壁本名赤鼻矶,后来才被称为“赤壁”。《三国志》明明记载赤壁在长江南岸,黄州赤壁却在长江北岸。其次,如果赤壁—乌林大战的地点在今黄州赤壁的团风镇,那么,曹军既败,就应向北逃回许都或向西北退保襄阳,何必要往西南的华容道去受罪呢?再次,持此说者以北宋大作家苏轼(东坡)贬谪黄州时写下的名作《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为论据,认为苏轼写的就是赤壁古战场。但是,苏轼在《赤壁怀古》词中写得很清楚:“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分明是说,他只是听当地人有此传说,借此抒发对三国英雄的追慕和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这样的浪漫主义联想,岂能当作考证的结论?  

  正因为这样,长期以来,人们把黄州赤壁称作“东坡赤壁”,或者“文赤壁”;把蒲圻赤壁称作“三国赤壁”,或者“武赤壁”。二者各具特色,各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我顺着赤壁矶头陡峭的石级直达江岸,仰望峭壁上的“赤壁”二字,颇感壮观。早在宋代,这二字就已镌刻在峭壁之上了,已历经千年风雨的剥蚀和江涛的冲刷。在石壁上,还有一些字迹较小的石刻,都是历代文人雅士凭吊怀古时留下的诗文,大多已模糊不清了。不仅仅是中国文人喜欢在石头上留下痕迹,希腊人也喜欢,不过他们在雅典卫城的石头上所刻下的大多是他们自己的名字。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用了整整八回的篇幅,大书特书了“赤壁之战”,创造出一个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世界。他天才的想象力覆盖了史籍对此次战役简单的记载,让后来的人们信以为真,以致将小说与史实画了等号。同时,由于罗贯中历史地理知识不足,这一情节单元出现了许多地理错误。 

  赤壁究竟在哪里?罗贯中似乎并不清楚。第四十二回写曹操夺取江陵后,“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西连荆、峡,东接蕲、黄,寨栅联络三百余里。”曹军战线绵延近千里,大本营在何处却不明确。第四十五回写周瑜率领吴军“迤逦望夏口而进。离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曹军则在三江口西边。三江口位于今黄州赤壁以西50里的团风镇对岸,依此叙述,双方交战地点就在黄州赤壁对岸了。第四十八回又写曹操在大船上置酒设乐,“东视柴桑(今天的江西九江)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不禁横槊赋诗。这显然是来自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尽管叙述矛盾,但他显然是深受苏轼作品的影响,误把黄州赤壁当作三国赤壁了。 

  另外书中叙述与赤壁相关的地点时,还有许多错误和混乱。过去的人们是看三国戏, 听三国故事,读《三国演义》。只沉迷于华彩的故事情节,而忽略了小说中的地理错误。在地图发展到“一目了然”的今天,具备高文化水准的读者,文图相对之下再重读它时,就能看到“赤壁大战”中的地理描写矛盾百出。这样的错误就不能不影响接受效果了。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地理错误,“赤壁之战”的故事仍然洋溢着传奇色彩,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风起云涌荆州城 

  从赤壁市来到古城荆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古城墙。自从关羽守荆州时修筑过,后来又代代重建,今天的土城墙则是清初在明代旧城基上重建的。 

  东汉荆州原辖七郡: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南郡(治所在今湖北荆州)、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武昌)、零陵郡(治所在今湖南零陵)、桂阳郡(治所在今湖南郴州)、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常德)、长沙郡(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刘表出任荆州刺史时,从南阳郡、南郡分出部分县,先设置章陵郡,后又设置襄阳郡,于是荆州共辖九郡,不过,整个地盘实际未变。赤壁大战以后,曹、刘、孙三家三分荆州:曹操占据南阳郡和南郡、江夏郡的一部分;孙权则占据南郡、江夏郡的另一部分;刘备占据长江以南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打败曹操大将曹仁,占据整个南郡。次年,周瑜死后,孙权采纳鲁肃之议,把南郡“借”给刘备,这就是所谓“借荆州”。刘备夺得益州后,孙权索还荆州,双方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属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遣吕蒙偷袭南郡,关羽败走麦城(在今湖北当阳城东南)。从此荆州绝大部分地盘归于孙权,刘备仅有益州之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荆州治所原在汉寿(今湖南汉寿县北);刘表为荆州刺史后,移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领荆州牧,驻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借荆州”后,又移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关羽镇守荆州,仍以江陵为驻所。在刘备集团控制下,江陵既是荆州治所,又是南郡治所。 

  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围绕荆州的争夺,编织了“三气周瑜”、“凤雏理事”、“截江夺阿斗”、“白衣渡江”、“败走麦城”等故事。然而在这些脍炙人口的情节里,也存在许多的地理问题。 

  本来,荆州系州名,而非具体城名。但罗贯中却屡次提到“荆州城”,意思是指州治所在地。按照这种意思,刘表为荆州牧时,所谓“荆州城”实指襄阳城;而刘备为荆州牧时,所谓“荆州城”实指江陵城,此时的江陵,既是一个县,同时又是南郡郡治、荆州州治,此外并无单独的“荆州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然而,罗贯中对荆州治所究竟在何处却模糊不清,特别是不知道刘表的荆州治所与刘备的荆州治所的区别,常常把“荆州城”、江陵、南郡混为一谈,这就导致“三气周瑜”中某些地理叙述的混乱。 

  其一,南郡守将曹仁所居的“南郡城”实际上是指南郡的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周瑜去攻打的是江陵城,赵云乘虚而入的也是江陵城,这之外并无单独的“南郡城”。其二,江陵在长江北岸,周瑜原在江南,所谓吴军“渡过汉江”去进攻江陵和整个南郡说不通,应该是“渡过大江”(长江)。其三,诸葛亮“教张飞袭了荆州”,意指命张飞袭取“荆州城”。也就是江陵。既然赵云已经乘虚夺取了江陵,张飞又到哪里去袭取“荆州城”呢?其四,三气周瑜时,周瑜正在江陵城下,守城的是赵云,因此,所谓“关羽从江陵杀来”也是说不通的。这一部分地理描写便被搅成了一笔糊涂账。 

  诸葛亮躬耕地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南阳郡与南郡的具体分界在哪里,也就是说,隆中到底是不是归属南阳郡的问题。如果隆中属于南阳郡,那诸葛亮躬耕地还有一争;如果隆中不归南阳郡管辖,那不管怎么说,诸葛亮就不会躬耕在隆中,因为诸葛亮自己说过:“臣本布衣,躬耕在南阳。”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东汉末年诸葛亮躬耕南阳时襄阳县及隆中是否属南阳郡?隆山是阿头山的后起名山,隆中即隆山之中,此时襄阳县不属南阳郡,隆中在汉江南岸的襄阳县,这是古今史学界公认的事实。 

  其次,诸葛亮写《出师表》时,襄阳、南阳的区划状况。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邓县此时属襄阳郡,不论隆中是否属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襄阳与南阳不能混为一谈,隆中也不能和南阳划等号。 

  第三,陈寿写《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许多《三国志》记载人物籍贯的例子,陈寿相当多是以三国魏和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这一时期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氵育 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不辖邓县、唐河、新野。同时南阳郡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南乡郡,将襄阳与南阳混为一谈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第四,南阳能否指宛城,即今日的南阳城区呢?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将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名称逐步演化为治所的名称屡见不鲜。如王莽第一个把南阳这个名字冠于宛城头上,此后南阳既指南阳郡,也指宛城。同样,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国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依次类推,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 

  第五,假设当时的隆中地属南阳邓县,那么在《三国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阳代替或暗指呢?根据史料,刘表任荆州刺史时,把治所由汉寿迁到襄阳,从此襄阳地位更加重要。《三国志》中襄阳、樊城近在咫尺都分辨得很清楚,诸葛亮如果躬耕在襄阳隆中,为何不提襄阳,而偏去附会200余华里外的南阳?为什么诸葛亮要用“南阳”和“草庐”,而不用“襄阳”和“隆中”,这不仅是一个区域归属问题,而是他对这两个名称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还有,诸葛亮早年生活时代的行政区划已被战乱弄得模糊不清,人们只能以实际的归属或比较精确的地名来称谓自己的所在。当时襄阳是刘表的势力范围,即便今襄樊隆中原来属于南阳邓县,也是刘表的统治区域。如果诸葛亮真的是在远离南阳240华里,而距襄樊仅20华里,且属于刘表统治区的隆中的话,那么他只能称自己躬耕于襄阳,而不会说躬耕于南阳。

  当然,总楼主转贴的资料中称:“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在隆中,这本身是没有疑问的。” 

  真的如此吗? 

  “襄阳说”最大的缺点就是硬是把历史上一切记载诸葛亮与隆中关系的资料一股脑的理解为诸葛亮在隆中躬耕。即:把诸葛亮的留学之地隆中牵强附会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  

  其实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即可发现,凡是涉及诸葛亮与南阳关系的史料。十有八九都有“躬耕”“草庐”这些躬耕地的关键字眼。如:首先诸葛亮自己明确的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严从在<<拟三国名臣赞序>>称:“先主之迹远播于汶隅,孔明躬耕南阳,盘桓待主。”赵均的<<金石林时地考>>称:庐“在南阳城西南七里”。刘禹锡在<<陋室铭>>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等等。  

  而凡是涉及诸葛亮与隆中的关系的基本上都没有“躬耕”,“草庐”这些关键的字眼。因为在宋代以前的古人是清楚的,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在隆中求学。这是两个有明显区别的客观事实。如<<魏略>>上所说:“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司马光<<资治通鉴>>:“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就连襄阳方面认定的铁杆证据<<汉晋春秋>>也只是说:“〔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请注意:话中没有提到草庐,没有提到躬耕,只有个“家”字,而平山武侯祠,平顶山诸葛庙村,金鸡冢,西湖村诸葛庙,方城小史店石峡口诸葛遗址等均可称为诸葛亮的“家”。而众多的家与唯一的躬耕之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家与躬耕地等同起来,仍然是“襄阳说”的附会隐断而已。  

  而<<大明一统志>>把两者的关系说的最为明确:“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  

  那为什么在后来会出现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了呢?原来在宋元对峙时期,宋朝的官员已经不能到金人控制下的躬耕地南阳去拜谒诸葛亮了,只能到诸葛亮的留学之地隆中去拜谒。又因为诸葛亮躬耕地特殊的历史意义,久而久之,就有别有用心者将隆中附会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但这里面岳飞除外,岳飞北伐中原,班师路过南阳武侯祠,曾在武侯祠内书写诸葛亮<<出事表>>以铭志。其序为、“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到了元,明,清三代,又明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从而否定了“襄阳说”。如<<大元一统志>>:“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大明一统史>>:“卧龙岗在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十里,至此截然而往,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中。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处。”。<<大清一统志>>、“诸葛草庐,在南阳县七里卧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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